2012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也惹怒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气得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
中国要不要花2000亿元建一台巨型粒子对撞机，这个问题的争论，远比大多数人知道的更早，也埋得更深。如果要找一个标志性节点，那是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
消息传回国内，高能物理界立刻兴奋起来——如果能趁势建起一座“希格斯粒子工厂”，中国就有机会从基础物理的跟跑者，一步跨到领跑位。但谁也没想到，这条提议刚浮出水面，就迎来了一场劈头盖脸的反对，反对者里分量最重的，是杨振宁。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一个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怎么就拦着中国往前沿冲。可杨振宁心里揣着一桩往事，这桩事不在中国，在美国，时间在1993年。
那一年，美国放弃了已经挖了23公里隧道、烧掉20多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这个项目曾是全球高能物理界的灯塔，结果被国会一纸决议判了死刑。
下马的原因摆在那里：预算就像脱缰的野马，从最初几十亿一路狂奔到上百亿，各种技术难题叠床架屋，加上冷战结束后大科学工程的整体退潮，最终连个响儿都没留下，只有荒凉的隧道像一道伤疤留在物理学的记忆里。
杨振宁亲眼见过这种巨兽级别的项目如何把一个方向的热钱和信心一同吞噬。当中国科学家摩拳擦掌要上更大一号的对撞机时，他头脑里的警铃响了。
他反对的理由，并不像外界简化为“嫌贵”。2000亿当然是个令人眩晕的数字，但更让他忧心的是另一个账本——人才账。巨型对撞机一旦运行，产生的数据量是天文级别，从海量噪音里筛出物理信号，需要一批理论功底极深、实验嗅觉极灵的人。
杨振宁的判断很冷：当时的中国，哪怕咬紧牙关建好设备，也很可能没有足够厚实的顶尖人才梯队去充分消化它。最坏的结局不是机器空转，而是机器在转，重大发现却由国外团队借窝生蛋，最后中国花大钱搭了台，唱的却是别家的戏。
王贻芳这边，算的是另一本账。他长期在中微子实验一线，深知依赖别人装置做实验的憋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证明中国团队有能力在国际合作中做出漂亮的工作，但这仍然是在别人主导的框架里抢一个身位。
他认为，要想真正掌握话语权，必须自己当东道主，用最顶尖的设备把全球科学家吸引过来，带动整个科研生态从土壤里就变个样。他咬定的数字是“落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不是一个修辞，而是基于对加速器建造周期、物理发现窗口期和技术代际更替的综合掂量。一旦错过，欧洲或者日本抢了先，往后中国再想插进第一梯队，成本只会更高，机会只会更少。
两人的分歧，表面上在争一个项目，骨子里是两套科技发展逻辑在对撞。一套是先攀绝顶再固山腰，用最前沿的大科学工程去拉动人才、工业和声誉，实现跳跃式跨越。
另一套是先固山腰再谋绝顶，把有限的资源浇灌到基础教育、青年学者培养和应用牵引更强的领域，等内功修到足够厚，再从容登山。杨振宁自己走的就是后一条路的一种印证：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受到极其扎实的训练，基础理论和物理直觉都磨到了底，这才有后来的成就。
他晚年把大量精力投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也是在干“打地基”的事，而不是到处呼吁上马大设备。
这场争论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几年，中国高能物理界其实不是没有别的路径尝试。一个典型的事件是，中国参与了“国际直线对撞机”的预研，后来又聚焦到“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设想周长百公里的地下隧道。
同期，一场围绕“要不要建”的签名征集，把众多海内外学者的意见拧成了两股绳。这已经不单是一个物理学技术选择问题，而成了全社会关注科技投入效率与战略排序的公共事件。
最终，对撞机项目没有按原计划上马，而是转为长期预研，进入一种“不断论证、等待条件成熟”的状态。没有人说这是某一个人的意见一锤定音，但杨振宁提出的那些问题——钱从哪来、人够不够、会不会替别人做嫁衣——已经深深渗入后续的科技决策思维。
往后看，这场争论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印迹。国家在科技规划里把“自主可控”四个字反复强调，尤其对芯片、航空发动机、量子计算等命脉领域，明确提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背后，就有“不能砸重金却核心技术外流”那种忧患意识的影子。
与此同时，“双一流”建设往基础学科和拔尖学生培养上倾斜，也是在蓄人才之水、养学术之土。这些组合动作，更像是在践行一条“先强身再夺旗”的路线。
对撞机至今隐在地下图纸里，可它激起的思考远比隧道更深。它逼着中国想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在追赶科技最前沿的漫漫长跑中，到底是该先亮出冲刺的身位杠杆炒股网，还是先调匀呼吸、踩稳每一步。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任何一台加速器的建造，更能决定未来几十年中国能在科学高地上站多稳。
华林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票杠杆第三方平台 南中轴地区首个博物馆开馆 北京市自然昆虫博物馆今日迎客
-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